懵懂渐开，初涉人世。是一批老师在多方面的教育，使我增长了知识，走上了社会。所以，要我成长的每一步，都离不开老师的辛勤劳动。可以说，从启蒙开始，直到今天，我的老师不可胜数。其在有一些老师对我的影响比较深，使我终身难忘。
对我影响比较大的第一位老师，是原黑龙江省海伦县（现海伦市）前进公社（现前进乡）的李怀智老师，他是我爷爷的表弟，也是我们屯（东北的自然村落）比较有名的文化人。古典文学的基础比较雄厚。在他的辅导下，我读了很多古典文学的著作。可惜，李老师晚年因视神经痿缩，几乎致盲。当我们再坐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只能凭记忆与我谈论一些古典文学，对他已经属于怀旧性质的了。
对我影响比较大的第二位教师，是原黑龙江省海伦县（现海伦市）前进公社（现前进乡）民权小学（现兴乐小学）的姜继汉老师。姜老师也是我的远房亲属（在一个封闭的乡村，亲戚套亲戚的现象并不罕见），我应该跟他叫姨夫。他是我从屯外设班转入小学本部后的班主任，一直对我比较喜欢。现任黑龙江省海伦市前进乡党委副书记，主管农业工作。
吕学老师对我的影响比较深远。吕老师原是哈尔滨电工学院的毕业生，因为家属调不到城里，不得已回乡任教师。吕老师是我上大学前的老师中唯一的大学生。他对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印象直接决定了我的高考志愿，他跟我讲，哈工大的主楼太雄伟了，站在太阳岛上都能看见（后经验证，须晴日方得一见）。1979年我在高考时，以326分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自然辩证法师资班（当年黑龙江省普通高校录取线是250分，重点高校录取线是300分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录取线是320分）。上大学后，有一次吕老师到哈尔滨市为学校购买录放两用机，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松花江电影院门前曾巧遇吕老师，当时我正从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看病回校途中。此后，再未一晤。据家乡人讲，吕老师已经退休了，正在安享晚年。
中学的么（yao)永飞老师曾是我父亲的学生，对我也关照有加。每当学校参加农忙劳动时，他都对我予以特别的关照，并且开玩笑地强调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”，在“批林批孔”的大背景下，也只有在偏僻的乡村，面对纯朴的村民，才可以开这种玩笑。么老师的古文功底非好，虽说口齿有些不便，但对古文的考据，我目前还望尘莫及。么老师后调入乡里工作，现已退居二线。
中学还有两个老师，我一直犹豫是不是也记下来，因为有伤宽厚。一个是数学老师，此公原是教政治的老师，后来自学了高中数学，改任教学老师。他一直担心我瞧不起他（实际我真瞧不起他），所以，在课堂上和课后，常有一些令人很难接受的举动，曾因为我将Y的最大值标为Ymax，而不是Y最大（当时教材上的标准标法）而狠狠地损了我一顿，说我考他。此公，后因病切除了胃的三分之一，肚量更小了，现已做古。另一个是语文老师，他也是我的远房亲属，并且曾经是我父亲的学生，他在讲叶剑英的《远望》中“景升父子皆豚犬”时，将“景升”解为“刘璋”被我指出，后对我耿耿于怀。曾在班上公开指桑骂槐：“有人自以为语文很好，高考发榜之日，就是你难受之时！”这是那个时代典型的、最严厉的措词，结果全班同学都把目光转向我，我真的很难受（后来，高考时我的语文成绩是82分）。
上大学时，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是一位姓林的老师，我们常跟他叫“林副统帅”，他是一介武夫，没有工作经验，也不懂工作方法，为查学生卫生，就把学生一个一个地叫出去单独谈话，问谁的被子里有虱子。结果班上一位以“艮”出名的同学，一本正经地告诉他：“这东西不太好找，如果林老师你需要，我得想办法给你淘换（东北话：努力寻找之意，常用于珍贵物品）去”，于是，此议遂止。此公最典型的工作方法是带有那个时代烙印的“挖思想根源”，比如，有的同学探亲没有买到火车票，他就会找这位同学谈话，指责同学不要总是强调客观原因，要深挖思想根源：“如果现在是在战场上，而你是一名战士，你能不能像先烈一样抛头颅洒热血？”逼得同学，只好写检讨。
在读大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关士续教授。关老师性格开朗，思维敏捷，逻辑严谨，文笔流畅。早年曾执笔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论机床内部矛盾的文章（署名：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），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，提笔为其写了一封信（落款：《红旗》杂志编辑部），要求进一步修改后在《红旗》杂志发表。后关老师在北京八易其稿，文章发表在《红旗》杂志1961年第9～10期合刊上。由于该文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论，留下了“小助教舌战群儒”的佳话。早年关老师对学生要求极严，很多学生怕他，但还以其人格魅力被学生们称为“老头儿”。近年来更像老头儿了，除了学问的探讨之外，经常也跟学生们聊些家常里短儿，这是早年在他身上看不见的。多年来，关老师对我作学问的态度、处事原则方面影响极深。但一直让我无法企及的是他的逻辑与文笔。对于一个问题，他确实能够层层剥笋地加以阐述，绝对条理清晰，不拖泥带水。他的文笔朴实无华，但读来非常流畅，这种大象无形的功力，师门中无人能得承衣钵，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的事。
毕业后，读博士之前，我还有一位不能不记的老师，他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系的韩承篯老师。他一生经历比较坎坷，详细情况我也不了解。据他本人说，社会科学系的课，除了自然辩证法以外，没有他没讲过的。在1988年下半年，我因占用集体宿舍结婚而不得不与宿舍管理员周旋之际，他教会了我如何欣赏京剧。韩老师的父亲酷爱京剧，家里也有很多人是戏迷。早年韩老师学京剧，是他哥哥“打”出来的。据他本人说，除了青衣，没有他没有演过的行当，当然，都是在票房里。近年，韩老师退休了，老有所为，老有所乐，纵情于京剧，正自得其乐。
我读博士期间的导师陈昌曙教授是关老师的好朋友，是另一个类型的学者，是一个极端朴实的老头，也是一个特别能体谅学生的导师。陈老师在写文章时绝对与关老师不是一个路子，比如：“自然辩证法是不是政治理论课，好像没有问题，因为文件上有规定，但除了规定动作以外，是不是还应该有自选动作，那就值得讨论了……”，这就是陈老师一篇文章的开头。陈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也特别鼓励不同观点的争鸣，他常说：总不能说只有马克思能够发现真理，“牛”克思就不能发现真理吧？怎么样，把握住这种风格了吗？在关老师面前，我经常感到的是局促与不安，在陈老师面前更多是随意与风趣。在中国人民大学，陈老师给我和陈凡师兄上完课，问我到清华大学坐什么车？我告诉他：到北京站倒车。在关老师面前，我绝对不敢这么说。而陈老师听了，也不过一笑而已。
有一次我遇到麻烦了。陈老师和关老师都到北京开会。我去看望两位导师，我还是以一惯的风格与两位老师谈笑。不想陈老师突然发难：“这老关的学生怎么这个样子？”关老师自然也不含糊：“我的学生在我身边时没有这个样子，怎么到了老陈身边变成了这个样子？”俩人一笑，把原因定下来了：“是这小子本质上就这个样子，与导师没有关系。”陈老师称之为“打击面最小原则”。他们两位这么一“原则”，就把我给定了性了。
博士毕业，参加了工作以后，还有一位让我难忘的老师——李国光教授。李国光教授没有给我上过课，不是课堂的老师，但确实在科研、生活、为人等方面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，也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李老师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老资格，一个有口皆碑的好老头儿。一个绝对的好人，对人总上那么热心，工作中总是那么任劳任怨。从不记较个人得失。直到今天，李老师还在帮我完成很多科研任务。
显然，十九年的学业，仅靠以上几位老师是无法完成的，还有很多老师，都在很多方面给了我很多的帮助。我这里所记，只是他们中间的几位代表。
（2001年春节于办公室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