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3年2月28日，由于长时间的劳累，再加上睡觉的时候受了点风，终于病倒了。几个学生送我到校医院进行治疗。当我趴在医院的床上做理疗的时候，几个学生在议论：“多么强壮的人都有倒下的时候。”也有的学生主张：“要是能针灸，是不是会好得快一些。”学生们对我的关心令我心里感到很温暖，而他们关于针灸的议论又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。
说起来，应该是1986年夏天的事了。当时，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系当教师。那时，我们班比我大十四岁的老大哥R先生，好容易在学校里找到了一处房子。我们班留校的几个同学，尤其是我和以彪悍闻名的C先生都借着给他搬家的机会“看新媳妇”，干得很起劲。干了一天，才发现老大哥的锅灶根本没有安好，没有办法弄饭吃。我就到学校的教工食堂去吃晚饭。由于累了一整天，再加上天气也比较热，我就点了两瓶冰镇啤酒喝喝。
喝完以后，C先生跟我说我们同学王世岩（后因患胰腺癌病逝于1988年）要结婚，正在收拾房子，应该抽个时间去看一下。对此我当然没有异议。于是，C先生和我，还有同是我们班同学的S女士，仨人骑着两辆自行车就出发了，S女士坐在我自行车的后座上。由于骑自行车带人是违反交通规则的，所以我们一直在穿小路。走到王世岩家楼下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肚子疼，就在楼下找了个背人的地方呕吐了起来。等我抬起头，已经是满脸的鼻涕加眼泪了。偏巧那个年月又没有纸巾可用，平常口袋里也不带手帕。只好无助地到处找纸。这时，S女士拿出他的手帕给我用，还没等擦就闻到一股香水味。我赶紧擦干脸。并且马上把手帕还给了S女士。只见S女士两道细眉皱了皱，瓜子脸上那个俗称为嘴的器官撇了撇，用两根纤细的玉指捏着手帕的一个角看了看，僵在那里，收也不是，不收也不是。
旁边的C先生发现了这里的尴尬局面，他说：“你们俩先等一下，我上楼去跟小岩打声招呼就往回返吧。这个家伙看来疼得很厉害。”我当然疼得很厉害。根本没有心思回话。C先生就放开脚步带着熊瞎子走路般的声音“叭哒叭哒”跑上楼去了。趁此机会，S女士赶紧找了一个不显眼的角落，用一个不显眼的动作安置了她的手帕。首先两道细眉舒展开了，然后面部的肌肉开始放松，嘴也就跟着恢复了常态，扭了一下屁股，玉树临风般地婷婷玉立于吹面不寒的杨柳风中等着C先生回来，并且尽量避免与我直视，因为我当时那副模样可真够瞧的了。
很快，C先生就回来了。然后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我坐四路无轨电车回学校，他们两个各骑一辆自行车回学校，我们在“教化广场”站集合。我躬着腰，按着胃，咧着嘴，呲着牙上了四路无轨电车。还好，有人见我这副狼狈相，就给我让了个座。其实，我根本就没坐在座位上，而是跪在座位上，用膝盖紧紧地顶着我的胃部。当时只觉得胃部一跳一跳地疼，头上大汗淋漓。四路无轨电车从船舶学院（现哈尔滨工程大学）到哈工大正好是沿着直线通过东、西大直街（哈尔滨的街道不规范，有很多“裤裆街”和斜街，有一条直街真不容易，所以专门命名为大直街），路过哈医大一院的时候，我动了几次念头想下车去看急诊，可是想到S女士跷首以盼，我又坚持了下来。
到了教化广场车站，与C先生他们会合以后，我的姿式就更够瞧的了：我跪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用自行车的车座顶着胃，S女士扶着我的臀部，C先生展开了狗熊拉车的本事把我弄到了校医院。校医院的值班大夫问了问情况，判断是胃痉挛。给我了点“6542”口服剂。我问大夫是不是解平滑肌痉挛的山莨宕碱，大夫说是的。我问能不能针灸，让我好得快一点。大夫说，晚上值班的没有针灸大夫，我自叹命苦。这时旁边过来一个穿白大褂的说：“我是护士长，我敢扎针，可是我找不到穴位。”我挣扎着说：“我自己认得穴位。”她说：“那好吧，你找穴位我给你扎针。”
我用四个指头横着从膝盖向下量了“三寸”告诉她：“这里是足三里，每个腿上扎一针。”她扎完后，我又抬起胳膊，在小臂内侧两根筋中间向下再量“三寸”告诉大夫说：“这是内关，每个胳膊上各扎一针。”她又扎了两根针。我又用手在装满知识的肚皮上找到“胃宛”，让她再扎一针，她摇头说：“那里我不敢扎，怕把肚皮扎透了。”我说：“那就算了。”
四根针扎下去，我的胃疼缓解多了。神态也恢复了正常。再捻了一次针以后，就起针了。此时，C先生从旁边过来说：“这么简单呐。以后你再胃疼不用到医院了，身上预备几个大洋钉，再带把锤子就够了。”这是C先生的典型风格。有一次，他听说化工原料硫酸铜比较紧俏，就说：“那还不好办？买个大缸，里边倒满硫酸，再把废铜扔里就行了。”当然，还没等到他买来大缸，我们班的M先生就告诉他，铜在金属活动次序表中位于氢之后，不可能发生转换反应。他咧嘴一笑，看在M先生年龄比他大的份上，不再与他计较。这，是他从善如流的一面。
我平时看了很多医学书，尤其是《赤脚医生手册》，真是帮了我的大忙。君信否？开卷有益！
